甲午战争的百年反思

令狐少侠

  

　　一、“岛夷日本者”----轻敌导致丧权辱国

      1868年4月，明治天皇发出“御笔信”、《五条誓文》、《五榜揭示》和《政体书》标志着明治维新的开始。而此时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懵然无知，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對日本心存轻视。在官员的章奏和人们的言论中，左一个岛夷，右一个倭寇，什么犯上作乱，主张踏平东京，一派胡言。造成这种對日本心存轻视的心态在我看来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源自传统的夷夏之辨和以国家大小论胜负的误区。中国有着几千年辉煌而伟大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出最庞大的帝国和最先进的文化，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就有着非凡的自豪感，天下唯我中华帝国，余皆蛮夷。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与事，在中国己有几千年的历史。用夷与夏的对应，除了地域上的区分，还有文化高低之别的含义。反映在礼义交往乃至文化心理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后并未有多大改变。

　　鸦片战争中英军对中国一阵痛打，迫于欧洲列强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国人不得不改口称其为洋人。但是对于东临日本，却从未正视过它。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充耳不闻，仍旧想当然的将其与当年的倭寇相提并论。当时的朝野上下，清朝官员的折稿和文书内，充塞着“蕞尔小国”，“蛮夷小邦”，“冒犯上国”等之类词语，甲午战争开始不久，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在一道奏折中说，蕞尔日本，竟敢冒犯我天朝上国，说他要率军乘木筏飘海踏平东京，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滑嵇可笑的话，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话语。在中国士大夫看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区日本东瀛数岛不在天朝话下。这种由小农经济所滋生的狭隘民族心理在对外方面则表现为盲目虚骄和高傲自大。这种盲目虚骄自大的轻日心态苴接酿成了战败的苦果。正如张屿在《平倭后议》一文中指出的：日本“能狼顾鸱张抗衡中夏者，惟自知其小而欲敌我之大，自知其寡而欲敌我之众，是以谋之专，发之果，而持之坚。我则庙谟无定，众志各殊，土地虽大，人民虽众，而形势转党散漫，莫相统摄，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所以败也。”不仅一班士大夫官僚對日本心存轻视，而且最高统治者亦复如此。即使在甲午年日本蓄意挑起战争后，最高统治者在日本仍掉以轻心。慈禧太后在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一次谈话中说：“日本构衅，由李鸿章初不慎重，致此决裂，然彼小国，原非意料所及”。

　　二是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的练成和两次大检阅。1891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奉旨偕张曜第一次校阅北洋水师。在事后的奏报中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的奏报，成为了日后甲午战争中朝野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个原因。就中日海军实力而言，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支舰队，且从目前已掌握的史料来看，北洋水陆两军的将士大多训练有素作战英勇，而将领也多为留学归国的留学生和水师学堂按西式训法教出的高材生。所以，光绪帝师翁同和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憨，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中国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

　　三是中法战争的“胜利”。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在清政Ｆ实行息事宁人、立意媾和的情况下结束的。这场战争中国并非一败涂地，曾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和谅山两次重大胜利。在谅山大捷中，清军重创法军。这一胜利在此后10年中一直成为中国朝野津津乐道的事。在中国人看来，法国人是真正的西洋人，而日本算不了什么。在一些民众和官员眼里，中国的军队湘军、淮军并非不能打仗。中国能打败法国人，焉有不能战败日本人之理？

　　“敌国外患，无代无之，麻木轻敌，必致败亡。”这些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说过，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它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其警示和教益。

　　二、人怨天谴----清政府高层的昏庸

      甲午战争从中日两方来看，日本是蓄谋己久，是早有准备的。日本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凸现了扩张Ｚ義的特点，提出“征台论”、“征韩论”，侵略Ｔ灣，吞灭琉球，直接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时任日本外相大木竟公开宣扬日本人要像明末袭扰中国沿海的倭寇一样到中国进行剽劫。

      从中国方面看，自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以来，朝野上下對日本存有防备之心。洋务运动的开展，海防建设和海军的编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日。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引起清政Ｆ的警觉，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开始对设立近代海军和海防进行初步的友谊的探索。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朝廷中枢，帝后都倾向主战。光绪帝曾向大臣们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太后既主战，光绪皇帝更倾向主战。但当时主持军机处的孙毓汶等却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意见接近，均倾向主和避战。而李鸿章偏编又负责实际军事指挥，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對日作战非常不利。

      战争一开始，因二元体制，中国的军事就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的军事机构，但只是挂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而负责军务的军机大臣几乎都是儒学饱学之士，根本不懂军事，更不用说有关近代的军事作战知识了。

      在当时的清政Ｆ，缺乏知兵大臣，李鸿章拥兵自重，他的才干未必超过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但他却把持着清王朝的外事军事大权。同光以来，清廷每遇重大對日交涉，往往都交由李鸿章去处理。但主和的他在大敌当前之时，力主挽请列强调停，全身心致力于主和避战，对于军事却疏于布置。同时为应对太平军而匆匆组建的各地团练迟迟未能有效归入中央的管理指挥之下，“兵为将有”军队私有化的情形依然如故，尤以北洋极其严重。

      反观日本，负责指导侵朝战争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都是一批谙知世界大事、具有野心的战争狂热的少壮之士。军方和政Ｆ高层对对华战争上有着相当的统一和默契。总之，日本“以倾国之师，为孤注之举”，誓与中国决一死战。中日两国的高层政治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结局。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14年了，历史也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对一个民族不能说是短暂的时段。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虽取得了不少的辉煌以及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居安思危，乃为贤者治世之策。况且我们的国力同西方、日本相比，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善于反思是一个民族觉悟的标志，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已，反思别人，才能不断进步。只要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以先进发达国家为坐标，不以目前的成就所陶醉，而是高瞻远瞩，勇往直前，历史就不会重演，就不会再有“去年今日割Ｔ灣，神州赤县同一哭”的悲惨一幕。中华民族一定能实现强国之梦，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列。

一帆风顺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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